近日，《Science》、《Nature》先后發(fā)表CRISPR技術相關的突破性進展，被認為預示著CRISPR2.0時代來臨。
這些進展是由來自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的兩個科學家團隊發(fā)表的。其中，一個小組改良了Crispr，以便更容易改變遺傳代碼中DNA的個別化學“字母”，而不是插入或刪除整個基因。在《Science》期刊上發(fā)表論文的另一個團隊取得的進展是，不僅可以編輯DNA（脫氧核糖核酸，將基因組存儲在所有生物中的化學物質），而且可以編輯RNA（核糖核酸，將遺傳信息轉化為蛋白質）。
這種工具性的技術突破意義重大，基于此科學家能做更多的事情。
在此之前，7月26日，就有科學家團隊稱使用CRISPR基因編輯技術改變了數十個單細胞胚胎的DNA，驗證了基因缺陷導致的遺傳性疾病，可以通過基因編輯手段進行糾正，并且是高效、安全的。
一時間，關于“設計”超級嬰兒的話題再度甚囂塵上。
繼中國科學家宣布對人類胚胎進行了第一次基因編輯后，美國科學家出手了。
《麻省理工技術評論》在2017年7月26日報道稱，來自俄勒岡健康科學大學的生物學家舒克拉特·米塔利波夫（Shoukhrat Mitalipov）的團隊，使用CRISPR基因編輯技術改變了數十個單細胞胚胎的DNA。
兩年前，中山大學35歲的副教授黃軍就在國際生物學界掀起一場倫理規(guī)范的“史詩”般的討論。黃軍就團隊利用CRISPR-Cas9基因編輯技術，試圖在胚胎中改變一個特定基因的突變，讓有家族病史的新生兒避免患β地中海貧血這種遺傳疾病。
相比于中國同行，米塔利波夫領銜的這項研究，在實驗胚胎的數量上更占優(yōu)勢。據稱，其重要進展是，它驗證了基因缺陷導致的遺傳性疾病，可以通過基因編輯手段進行糾正，并且是高效、安全的。
從首例人類胚胎基因編輯開始，這一研究一直伴隨著巨大的爭議：如果人類胚胎基因可以被科學家編輯，那么會不會出現“設計”嬰兒，就是滿足父母們期望的擁有“更聰明”“更健康”“更漂亮”基因的孩子？
要知道，整容技術最初只是為了修復患者面部嚴重的缺陷或畸形，而現在，它以塑造了大量千篇一律的網紅臉而著稱。
誰知道同樣的結果，會不會在人類的基因層面再現？值得注意的是，一旦這種變化發(fā)生，是烙刻在基因里代代相傳下去的。
兩塊“攔路石”
科學家編輯人類胚胎基因的目標，是根除或糾正那些引起遺傳性疾病的基因，以治愈遺傳病及其相關疾病。一旦研究成功，經過胚胎基因編輯的孩子，可以通過生殖細胞將這種變化傳遞給后代，從而擺脫籠罩在家族頭上的病魔陰影。
米塔利波夫和黃軍就所使用的CRISPR技術，于2013年在美國剛一問世，即成為最熱門的研究領域。它允許科研人員準確地切掉選擇的基因，插入新的基因；而且操作如此簡單，任何一個有基本分子生物學背景的學生都能在很短時間內學會并操作。
不過，這一技術有兩塊“攔路石”：基因嵌合現象和脫靶效應。
基因嵌合現象，是指在基因編輯過程中，會導致一部分編輯錯誤，并且在一個胚胎中僅有部分細胞被編輯，這樣沒有經過編輯的細胞，仍然可能出現病變，導致不可預測的后果。
而脫靶效應，是指在應用CRISPR技術時，會有一定的幾率殃及到目標之外的基因。
《自然》雜志曾如此評價，用現有技術對人類胚胎進行基因編輯，可能會對下一代產生無法預計的影響。換句話說，現階段的胚胎基因編輯技術存在很大的安全性問題。
在黃軍就的研究中，團隊實驗操作胚胎86枚，等待48個小時后存活71個胚胎，最終54例通過基因測試，其中只有28個胚胎的目標片段被成功剪切，而且只有很少一部分成功修飾了基因?！堵槭±砉ぜ夹g評論》的報道稱，米塔利波夫的最新研究結果表明，基因嵌合和脫靶效應這兩個CRISPR的已知弊端，是可以克服的。
由于米塔利波夫還沒有將這項研究正式發(fā)表，人們無法獲知研究細節(jié)。至今，米塔利波夫本人也拒絕發(fā)表任何與此相關的言論。
一把“魔術剪刀”
基因編輯技術最初是在人類的體細胞上展開的，已經有近40年的歷史。但直到CRISPR這把編輯基因的“魔術剪刀”出現，才將人類帶向似乎接近“造物主”的角色——根據需要對物種進行改造。
近兩年，依靠CRISPR技術，中國科學家陸續(xù)發(fā)表了3項關于人類胚胎基因編輯的論文。
一位國內醫(yī)學倫理專家告訴《財經》記者，在CRISPR技術的發(fā)源地美國，科學家出于倫理考慮不敢做，中國科學家開了先河。
美國沒有正式禁止人類生殖細胞的基因編輯研究。但美國國立衛(wèi)生研究院（NIH）的態(tài)度明確，曾在2015年發(fā)表過一個聲明，重申禁止對人類胚胎進行基因改造的長期政策，不會向這類研究提供科研經費。
轉機出現在今年2月，美國國家科學院生成了關于研究工作的首份指導方針報告。報告指出，科學家只能出于防止嬰兒患上嚴重的遺傳性疾病考慮，才可以對胚胎基因進行編輯，而且還有嚴格的前提條件，如醫(yī)生要符合特定的安全和道德要求；嬰兒的父母除此之外，也沒有其他選擇。
這意味著，原來對人類胚胎基因編輯研究緊閉大門的美國，敞開了一條門縫。米塔利波夫的研究由此獲得了倫理依據。
“從當前國際社會的主流立場看，這項研究在倫理上是站得住腳的。”北京協(xié)和醫(yī)學院人文學院教授張新慶告訴《財經》記者。
美國國家科學院的指導方針傳遞的一個明確信號是，胚胎基因干預的臨床前研究，倫理上可以接受。它所提及要遵循的，是反對用于非醫(yī)學目的的胚胎基因編輯。
在米塔利波夫的研究中，總共有數十個試管受精胚胎被用來實驗，其中精子的捐獻者均患有遺傳性疾病，且這些疾病都是由基因突變引起的。
實驗階段的胚胎是很小的肉眼不可見的細胞團。所有的胚胎僅發(fā)育幾天，就終止了。實際上，目前為止的所有胚胎細胞基因編輯研究中，都沒有胚胎被植入子宮并繼續(xù)發(fā)育成為嬰兒，尚處于臨床前研究階段。
要進入后續(xù)的臨床試驗乃至臨床應用階段，胚胎細胞基因編輯研究還需要時間，政策之門并未完全打開。目前，美國國會就禁止食品藥品監(jiān)督管理局（FDA）審查涉及胚胎編輯的臨床試驗申請。
實際上，在國際生物學界，干預后代的基因一度是“無人敢碰的禁區(qū)”。
除了監(jiān)管上的禁令，科學家對于基因是如何發(fā)揮特定作用的，也存在巨大的認知局限。比如，編輯哪些基因可以實現人類長壽，這種基礎問題都沒搞清楚，盡管手握基因剪刀，卻不知從何處下手。
一個紅色禁區(qū)
盡管有嚴格的約束，當科學家手握“魔剪”時，還是讓人緊張和擔憂，2013年的一部美劇《機器之心》就出現了未來有錢人的孩子都是完美的劇情。
胚胎編輯可能被用于諸如定制超級嬰兒的用途，學術界稱之為基因增強。
至少在原理上，這種科學幻想是可行的，對人類胚胎進行基因編輯，既可以修改那些致病的壞基因，也可以增強那些所謂的好基因。
試想一下，改動某個與智商相關的基因，你的后代就變得異常聰明，聽起來多么誘人？
這樣的設想屢見于媒體報道乃至爭議雙方表達的意見中。在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醫(yī)學倫理專家邱仁宗看來，這種情況表明，人們對基因編輯的倫理學討論的歷史和進展都存在著誤解。
很難想象超級嬰兒的描述出自負責任的研究者之口，“沒有一個科學家會愚蠢到這個地步，讓大家群起而攻之”。張新慶說。
雖然中國沒有成型的法律條文禁止類似的研究，黃軍就團隊還是極力規(guī)避了國際研究禁區(qū)：正常的受精卵是一個卵細胞結合一個精子后形成的，他在實驗中使用了一種異常胚胎——一個卵細胞接受了兩個精子，這種胚胎不能正常發(fā)育，本來就會被醫(yī)院廢棄。
斯坦福大學法律教授和生物倫理學家漢克·格里利（Hank Greely）認為,如果對胚胎基因進行編輯后，想把這個胚胎植入子宮內，那就是挑戰(zhàn)約束之舉，應該先進行充分的討論才能決定是否去做。
經過許多年的討論后，大多數科學家和生命倫理學家一致同意，基因編輯研究存在倫理上的優(yōu)先次序，依次是：治療性體細胞基因編輯、治療性生殖系基因編輯、增強性體細胞基因編輯、增強性生殖系基因編輯。
簡單來說，體細胞基因治療的臨床研究，是可以得到倫理學辯護的，因為體細胞的基因編輯是不能遺傳的，因此這方面不存在問題和爭議。邱仁宗介紹，體細胞基因治療有些已經進入II期和III期臨床試驗，有些被批準臨床應用。
而包括人類胚胎和生殖細胞在內的生殖系基因編輯，是可遺傳給后代的，因此相關研究爭議巨大。
其中，由于生殖系細胞基因編輯存在太多不確定、未知的因素，現有的成本和效益分析、風險評估等方法也不適用，學術界對它實行“有罪推定”的政策，即在支持者有責任提供不會對后代造成嚴重傷害的證據后，方可進行臨床研究。
至于增強性的基因編輯，是一個眾所周知的“紅色禁區(qū)”?；蚓庉嫴荒苡糜诜轻t(yī)學目的、改善非病理性性狀的研究，比如編輯出一個攜帶高智商基因的嬰兒。
目前，美國國家科學院咨詢委員會對此態(tài)度明確，不管是體細胞還是生殖系的基因增強，都排除在研究以外，這也符合公眾的態(tài)度。
美國的獨立性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在2014年8月進行的一項調查中發(fā)現，有46%的成年人支持對嬰兒進行基因編輯，以降低患重病的風險。但是，有83%的人認為，如果這樣做是為了使嬰兒更聰明，那就是對“醫(yī)學的過度利用”。
增強性基因編緝目前根本無法進入科學家的研究日程，但治療性的胚胎基因編緝前途可期。
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干細胞研究員Paul Knoepfle預測，中國科學家以及米塔利波夫實驗室的研究成果，早晚有一天會應用于人類。
有觀點認為，中國科研人員具有相當的科研力，且相關法律約束較為寬松，可能會率先實現這一成就。
這種預測則讓張新慶感到擔憂。大約十年前，中國大陸有數百家醫(yī)療機構開展尚處于臨床試驗階段的干細胞移植療法，收取高昂的費用，接受治療的患者根本不清楚可能面臨的風險。到2012年初，原衛(wèi)生部叫停干細胞治療。但時至今日，這一史無前例的違規(guī)案件，也沒有得到嚴肅處理。
干細胞臨床治療的亂象，不僅打亂了國內干細胞研究的正常秩序，也破壞了干細胞科研界的形象，惡劣的影響已然形成。目前在生殖系基因編緝領域與當初的干細胞治療相似，不僅沒有立法，也缺少正式的倫理討論。
張新慶直言，國內科研界可以為了占領科技競爭制高點，放下爭議，做了再說。但合理的做法應該是，科學家、倫理學家、政策制定者和患者應該坐下來，共同制定倫理準則，“先說后做，而不是先做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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